在教育培訓這個龐大的市場上，有人因經營不善，想轉讓，也有人雄心壯志想投入教育培訓這個行業中，這是比較常見的現象。

今天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如果想接手一家教育機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項嗎?原先的辦學許可證即教育資質可以轉讓嗎?這樣做合法不?

校外培訓機構轉讓時可變更辦學許可證

教育機構轉讓需要辦理培訓機構變更登記程序，但是辦學許可證是不能轉讓的，需要重新辦理。

變更流程：

一、教育機構變更登記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法定代表人簽署并加蓋公章的變更申請書。申請書應載明變更的理由，并附決定變更時依照章程履行程序的原始紀錄，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簽署變更登記申請書的，申請單位還應提交不能簽署理由的文件。

2、《民辦教育機構變更登記表》。

3、指定(委托)經辦人的證明。

4、《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力量辦學許可證》復印件;

5、民辦教育機構變更舉辦者、地址、法定代表人、園長的，除向教育局提

交上述規定的文件外，還須分別提交下列材料：

二、變更舉辦者，需提交：

①原舉辦者的資格證明和變更后新舉辦者的資格證明材料(單位舉辦者須出具法人資格證明，個人舉辦者需出具身份證和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無刑事制裁文件);

②民辦教育機構的財務審計報告;

③原舉辦者和變更后新舉辦者關于民辦教育機構移交問題的合約(此合約必須在市教育局經辦人見證下簽署)。

④變更地址，變更后新地址校舍的產權證明、消防驗收文件、

⑤變更法定代表人，需提交民辦教育機構的財務審計報告

辦學許可證轉讓、出租，出售屬于違法行為

一些民辦學校，名為合作辦學，實際上將招生、收費、教育教學管理等都交給合作方，自己只收管理費，其他什么都不管，這就是明顯的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的行為。一些民辦學校，私自轉讓學校的經營權或使用權，又不按規定辦理舉辦者變更登記手續，這就是買賣辦學許可證的行為。

教育資質轉讓是一種違法行為，所以原教育機構的辦學資質是不能轉讓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

“民辦學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或者其他有關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違法所得的，退還所收費用后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止招生、吊銷辦學許可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七）偽造、變造、買賣、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六十二條明確禁止偽造、變造、買賣、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

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屬初次違法的，予以責令限期整改并警告，再退還所收費用后沒收違法所得;經整改后仍不達要求的，予以責令停止招生，繼續進行整改;在規定期限內拒絕整改，或繼續整改仍達不到要求的，吊銷辦學許可證。凡買賣辦學許可證，情節嚴重的，直接吊銷辦學許可證，并在退還所收費用后沒收違法所得。所以如果接手教育機構需要重新辦理辦學許可證。

對于轉讓方（“賣方”）的風險：

（1）因違反“不得買賣、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的法律強制性規定，導致學校轉讓協議無效，不得不返還已收取的轉讓費用的風險。

（2）如果該涉嫌“買賣、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的行為被舉報或被教育行政部門查出，將面臨嚴重的行政處罰，甚至被禁止從事教育行業，列入失信“黑名單”；如果構成犯罪的，將面臨刑事處罰。

對于受讓方（“買方”）的風險：

“學校轉讓協議”因違反“不得買賣、出租、出借辦學許可證”的法律強制性規定無效的情況下，對受讓方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即受讓方的購買、收購目的不能實現。從法律上來講，學校的舉辦者沒有變更，那么學校諸多事項的處理將面臨重重阻礙，處處受到牽制，畢竟舉辦者的地位對于民辦學校來說，分量不輕。

不具備辦學資質培訓機構的轉讓

是否具有法律效益？

這是一個來源北京法院網真實的案例：

武女士結識了開設少兒培訓機構的李某。李某稱其名下擁有兩家少兒培訓機構，皆生源不斷，運營良好，現因私人原因想找人轉手。武女士因其經歷寶媽身份，對少兒培訓頗有興趣和信心。之后，武女士通過微信向李某了解了涉案培訓機構的教學體系、教室安排等相關情況，并前往實地考察。最終，與李某簽訂了兩個培訓機構的《轉讓協議》，支付了20余萬元的轉讓費。

后武女士發現其接手的這兩家培訓機構所屬公司并無辦學資質，且培訓機構也并未單獨辦理工商登記，遂向法院起訴主張《轉讓協議》無效，要求李某返還轉讓款。

一審法院經審理，判決駁回武女士訴訟請求。武女士不服，上訴至二中院。二中院經審理，終審駁回武女士上訴，維持一審判決。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涉案培訓機構并不具備辦學資質，是否影響轉讓協議效力。武女士主張，李某作為培訓機構出讓方，應保證培訓機構是有辦學資質的。但依據《轉讓協議》的約定，轉讓標的為兩個培訓機構的所有權、經營權、資產，并不包含辦學許可證。李某無辦學許可證開展培訓，該違規行為并不能否認其對兩個培訓機構享有的資產權益，其可轉讓該權益，武女士在接手后亦可在符合規定的情形下申請辦學許可證。據此，李某未取得辦學許可證的事實，并不影響涉案《轉讓協議》的效力。關于李某是否隱瞞了培訓學校的生源等真實經營情況，武女士在簽訂涉案《協議書》前對培訓機構進行過考察，其未提供證據證明李某隱瞞了足以影響其作出是否簽約決定的事實，故對其該項主張，不予采信。綜上，對武女士要求確認《轉讓協議》無效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根據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等法律規定，辦學許可證是民辦學校取得辦學資質的證明。行政審批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辦學許可證即這一準予行為的證明。這一行政許可有著法定的范圍、權限、條件和程序，且申請機構在取得辦學許可證后，不得出租，出借或非法轉讓。根據《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啟用<民辦學校辦學許可證>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一項規定：“辦學許可證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統一制定式樣，由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分別組織印制，所以在接收其他機構時，千萬不要信，辦學許可證的買賣，出租和轉讓，不然后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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